在舜帝摄政时期，天下公认有四大罪人，分别是共工、驩兜、三苗与鲧。与其他三位被流放的罪人不同，舜帝对鲧的处置尤为严厉——不仅将其流放，最终还处以极刑。这段历史记载中暗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舜帝在处死鲧之后，却又在晚年乃豫荐禹于天，将鲧的儿子大禹选为继承人。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不禁让人怀疑：面对杀父之仇，舜帝真的能毫无芥蒂地传位于大禹吗？大禹又真的会甘心臣服于杀父仇人吗？
《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尤为耐人寻味：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段文字表面是在歌颂大禹的勤政，但细究之下却暗藏玄机。传统解读认为这是大禹心系治水大业的表现，但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就足以推翻这种说法：回家探望片刻怎会耽误治水大业？更合理的解释是，大禹深知父亲因治水不力被杀的教训，必须时刻保持谨小慎微的姿态，连回家都可能被解读为懈怠政事。这种如履薄冰的处境，恰恰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 值得注意的是，舜帝对其他三位罪人的处置都相对温和，唯独对鲧痛下杀手。这种区别对待暗示着舜帝可能有意打压鲧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而《五帝本纪》中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记载更值得玩味。舜帝通过处死鲧来震慑东夷部落，随后又巧妙地将东夷首领伯益纳入权力体系，让其辅佐大禹治水。这种安排实则暗藏深意的政治布局——既利用大禹的才能，又通过伯益对其进行制衡。 舜帝对伯益的特别优待更凸显了这种政治算计。他不仅将姚姓贵女下嫁伯益，还赐予其虞官这一要职，掌管国家山川林泽。更耐人寻味的是，舜帝特意将伯益原名大费改为伯益，伯字在当时代表部族首领的尊贵地位，益则暗含功绩卓著之意。这一系列超规格的礼遇，明显是在培植伯益作为制衡大禹的政治力量。 关于舜帝晚年的记载同样疑点重重。史载舜帝百岁高龄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这在当时医疗条件下几乎不可能。更合理的推测是，这位年迈的帝王可能遭遇了政治变故，被迫离开权力中心。而大禹继位后，伯益不仅未被清算，反而获得禅让，这种反常现象暗示着在权力交替过程中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政治交易。 综合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更为复杂的权力图景：舜帝与大禹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君臣相得，而是充满猜忌与制衡的政治博弈。传说中的禅让美谈，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残酷的权力斗争。正如古史所暗示的舜逼尧，禹逼舜，上古时期的权力传承，远非后世儒家所美化的那般温情脉脉。大禹能够最终继位，或许正是这种政治角力的必然结果。 发布于：天津市恒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